刘占锋

去年初秋，我到打印社打印《中华诗典·黄河卷》书稿时，与退休干部张清鲜相遇，问到他退休后的老年生活，他告诉我正在与几位老同志研究王拱辰。他高兴地介绍了他们的几个重大发现，十分认真地说，宋史关于“进奏院案”所谓“一举网尽”的记述有误，王拱辰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是我们开封的骄傲！我们应该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最后，他盛情邀我为他们的研究成果——《王拱辰考略》写序。

当时正值《中华诗典·黄河卷》编写的紧张时刻，我没有时间对这一问题深入思考。更重要的是，要推翻对历史人物的既有评价是一个十分严肃、难度很大的学术问题，这里没有我这位门外汉的置喙之处。面对老友之邀，我几欲谢绝，但又不忍心冷落其一腔热情，思忖再三，答应忙过这一段再说。

去年9月17日，《中华诗典·黄河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在北京大学举办出版研讨和新闻发布会，紧张的编纂工作暂告一段落。这时，张清鲜们的研究成果进入收获期，数十万言的研究文章，各种史料之间的对应关系等，可谓条分缕析、环环相扣。我由此略知了这几位老者之所以矢志而为的缘由。

王拱辰，北宋开封府咸平县人，北宋仁宗天圣八年状元，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屡任要职，官至宰辅，多次代表北宋出使契丹，对北宋内政外交屡有重要贡献。遗憾的是，由于《宋史·苏舜钦传》在“进奏院案”的记载中将刘元瑜陷害他人、弹劾苏舜钦的所作所为张冠李戴而遂使白璧成冤，以致原本光明磊落、处事干练、体恤百姓、忠于国事的一代名臣成了刻薄钻营的龌龊小人，成为千年来诸多听风即雨者任意拿来嘲讽揶揄的对象。张清鲜们所做的便是拨开蒙在王拱辰头上的历史尘埃，重现其光彩照人的本来面目。

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其说打消了我推脱的借口，倒不如说给了我写序的底气。于是，就有了今日之“三叹”!

一、道义之叹。谈到为何要为王拱辰翻案，看似文静的张清鲜说过这样颇为侠义的话：“事关一个人的名节，特别是一个开封的重要历史人物，明明是冤枉的，就不能推聋装哑！”此话，很有一股为了道义而持剑走天下、抱打不平事的气概！ 

作为黄河精神发祥地的开封，道义至上早已化作民风，激荡在数千年中华民族精神史册之上。战国时期信陵君与朱亥、侯嬴“窃符救赵”，被称为“侠中之侠”；汉代，洛阳令董宣（开封人）认理不认人、面对皇权誓死不低头，被光武帝赐名强项令；到宋代，开封更是成了坚守道义的精神高地。 

宋太祖时，王祐不惜押上全家百余口性命以证明地方大员没有谋反嫌疑，“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永，愿陛下以为戒”“世谓祐有阴德”。被疑者获释，王祐则被迁任襄州。他行前其在宅院内手植槐树3棵，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宋真宗年间，其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预言成真。苏轼为其感动，撰写的《三槐堂铭》传诵千年而不衰。由此，“三槐堂”盛名远播，不仅成了王祐一支的堂号，而且成为整个王氏大家族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如今国内外“三槐堂”祠堂2600多处。 

宋仁宗时，天圣七年（1029年），时年19岁的年轻皇帝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忧天下之忧的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他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他又上书太后，再次石沉大海。他的举荐人晏殊得知此事后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坚持“危言危行”。 

当然，还有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包拯，一曲“开封有个包青天”足以使开封大名远播海内外。宋之后天下士子视为人生最高境界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出自开封人张载之口。 

大家知道，在封建社会直言致祸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潜意识，连孔圣人都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可谓为天下士子留了一条后路。但在这块土地上何以频出为道义奋不顾身者？黄河哺育的民风使之然。正如晏子所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张清鲜们坚持要平反的王拱辰，是敢于犯颜直谏两次保举包拯的北宋名臣，也是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李清照之太姥爷。张清鲜等老人今日之坚持正是这种民风的延续。 

二、胆识之叹。为历史人物翻案难，为正史所记载且已形成共识的历史人物翻案更难。如果是史学界小人物，特别是所学专业与史学不搭界的非专业人士要走此途，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为历史人物翻案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基本史实没有异议，所谓翻案只是对这些史实的重新认识问题。如为曹操翻案便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心主义的否定。二是对基本事实的记载有异议。用正史所载否定笔记杂著易，而用笔记杂著否定正史则极为困难。张清鲜等人为王拱辰翻案，主要是通过对新发现的历史文献与其他相关史料综合分析以对正史相关记载的否定，称其难难于上青天并非危言耸听。 

也许是“无知者无畏”吧，作为外行，窃以为为历史人物翻案之难并不在于学术论证之难，而恰恰在学术之外。“外”在哪里？外在人们的潜意识，即被学术权威蒙上的那层神秘面纱上。史书所载真的是句句为实、一字不可更易吗？其实早就有人戳破了这层窗户纸。元代刘因有首《读史》诗：“记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这里还专门引了明代学者薛瑄的评价：“道尽作史之弊。”现代著名学者翦伯赞在《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导论中说：“总之，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的诸史；正史以外的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的群书。”所以，任何东西都不可绝对化，包括正史在内的史料同样远非不可更易。为历史人物翻案，既有学术问题，更主要的是胆识问题。 

即使从治学态度上，我们的先贤也是鼓励质疑的。南宋哲学家陆九渊就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事实上，《宋史》本身就疑点不少。2017年，中华书局《宋史》第十一次印刷。其“出版说明”这样写道：“宋史在史料剪裁、史实考订、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在宋史中，还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抵牾……这次重印，仅就已经发现的问题和可能条件作了少量的修正”。《宋史》整体上如此，对涉及王拱辰人格的核心问题的记述同样如此。这个核心问题便是“进奏院案”。然而，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当事人王拱辰的言行只是在《苏舜钦传》中有记载，而《王拱辰传》中则无只言片语，而且详细记载的竟是王拱辰的一次犯颜直谏：“夏竦除枢密使，拱辰言：‘竦经略西师，无功称而归。今置诸二府，何以厉世？’因对，极论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纳其说，竦遂罢。”为了阻止朝廷滥用夏竦，王拱辰竟拉着宋仁宗的衣袍大谈反对的理由，直至提议作罢。这种逆鳞之举，绝非奸佞小人所能做到。 

判定一个历史人物，这样带有明显缺陷的所谓正史是不足为据的。我们所需要的恰恰是结合更多相关史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张清鲜等人所依据的1976年出土的《王拱辰墓志》等一系列历史文献乃最有力的旁证。这里既有对“进奏院案”的直接记述，更有最具中华民族特征的识人“要件”。 

古人云：“不知其人视其友。”在先哲们看来，君子之交，政治见解可以不同，但人格必须过硬，不能含糊。正如欧阳修《朋党论》所说：“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禄利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不知其人视其友”，可谓最具中华文化传统特征的识人之要诀，也是考察历史人物品行的大道理。而从大量史料中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则是具体的论证。找到充分证据之前，应该服从大道理。王拱辰身边的朋友都是什么人呢？据许庆西编著《司马光洛阳全诗》记载，宋神宗熙宁五年至八年（1072年~1075年），王拱辰在今洛阳任西京留守、主政河南府期间，朋友相互唱和的有司马光、宋庠、宋祁、苏辙、邵雍、晁补之等人，仅司马光与其唱和的作品即达20首。王拱辰病故后，司马光为其写挽歌词两首，苏辙为其写3首。《王拱辰墓志》撰者为安焘、书丹为苏辙、篆盖为文彦博、镌刻为张士宁。王拱辰之父王代恕因子而贵，其《墓志铭》撰文者为欧阳修。而这些人中未曾闻有品行不端者。王拱辰两次举荐包拯，更可对其人格窥之一斑。 

“进奏院案”始作俑者是谁？著名宋史学者、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孔繁敏先生做过反复考证，认为另有他人。这个判断与《王拱辰墓志》记载不谋而合。《王拱辰墓志》写道：“苏舜钦监进奏院，因祠神燕集，而客有恃才傲睨、被酒肆言物论所不平者，为御史击之。又指舜钦为易故牍以得缗钱，请属吏如法。公亦奏云：‘燕会小过，不足治，其如放言狂率，诋玩先圣，实为害教，宜薄惩之。’朝廷竟峻其责，皆坐贬去，其后议者，概以公为排阻善良，岂公论也哉！”《王拱辰墓志》的撰者、书者及篆盖者皆为当时重要人物，既可能知情又不可能不重视名节，罔顾事实、公然撒谎的可能性极小。《王拱辰墓志》应该是可信的。至于孔文确指始作俑者应为时任御史刘元瑜，而《王拱辰墓志》却未予点名，分析者认为，撰写墓志之时此人尚在，不便指明也在情理之中。更重要的是《王拱辰墓志》共4184个字，比《宋史·王拱辰传》多出3000字，许多史料对于全面客观评价王拱辰极为可贵，既可补宋史之不足，又能纠宋史之讹误。 

三、精神之叹。扁鹊在《难经·八难》中说：“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凡事都要有一股气。为文者，有“文气说”，韩愈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说作家写作时仿佛有一种气，这种“气”充足了，便会达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境界。为武者，有“一鼓作气”之说。即使为普通百姓，也要“人活一口气”。张清鲜们的精神，正是我们开封精神之气、黄河精神之气、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气。 

他们是谁？开封五老翁也。他们不仅是晚年“出家”，而且是白手起家。他们虽然都有高级职称，但3个属于金融系列、两个为文学专业，都别于史学研究。 

最早动议者、五翁核心人物张清鲜，88岁，退休前为中国农业银行开封分行高级经济师；韩玉生，88岁，退休前为开封教育学院副教授、中文系主任；蔡河顺，78岁，退休前为兰考县农商银行高级经济师；胡天意，76岁，退休前为开封市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开封中心支行高级经济师；于兆敏，66岁，退休前为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高级讲师。他们已经不再需要拿成果、评职称了。 

他们的组合也颇偶然。除了张清鲜与蔡河顺为老同事外，其他都结缘于一个理发店。理发师王宪生很喜欢文学，开封一些学者喜欢到这里理发，张清鲜与韩玉生都是这里的常客。2018年夏，两人经王宪生“牵线”相识。由此得知，两人不但同趣，而且同年同月同日生。对于王拱辰之事，自然一拍即合。随后，他们认识了胡天意、于兆敏，一个小团队由此而成。寻访墓志，求索拓片，研读文物，成了他们不惜余生、孜孜以求的新动力。 

经济方面，他们虽因退休很早，个人收入要比现在同职位者相差许多，但大多经济上还是过得去的，只有张清鲜负担较重。他先后供给弟弟、儿女、孙子上学读书，为6人办了婚事，直到晚年没有任何积蓄。2017年，相濡以沫的夫人离他西去。两人生前商妥，养老钱全部用于写书、印书、赠书。然而，办事是要花钱的。他们忙的不是国家项目，没有资金支持，查证资料、打印文稿、差旅花费，一厘一毫都需要自掏腰包，平时不乏捉襟见肘之囧。 

既然如此，这些本该含饴弄孙、享受绕膝之乐的老者，何以不惜押上余生迎难而上？答曰：理由有三。第一，王拱辰在北宋王朝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人格风范、历史功绩令人敬仰；他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第二，王拱辰是开封人，我们都是他的同乡。为乡情所系，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研究他，且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第三，王拱辰长期以来受到不公正的历史待遇，替刘元瑜背上沉重的历史黑锅，我们出于正义感要打抱不平，洗去蒙在他身上的历史尘垢，给后人一个交代。张清鲜告诉我，他们别无他图，只是为了一个信念，不能让为中华民族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蒙受不白之冤，不能让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沉埋地下而在当前的民族复兴大业中缺位。正所谓：“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志之所在，气亦随之；气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随之。” 

由此，我联想到10多年前关于开封城市精神的讨论。开封精神是什么？开封精神就是与黄河千年博弈中孕育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黄河精神，而黄河精神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三者处于一个“三位一体”的同心圆。张清鲜们所践行的正是对这种精神的最生动诠释。 

面对五位老者，我想到曾给我极大支持的季羡林、张岱年先生。当时季先生91岁、张先生93岁。有一次，我去看望季先生时，日本友人刚刚为他拜过九十大寿。我问先生，今天是您的生日吗？先生答道：现在我每年要过好几个生日。究竟哪一天，我也记不清楚。他感慨道，人应该活120岁。前60年是学和问，后60年将学和问的东西加以整理，形成自己的东西，这才叫做学问。在这里，他对学术的挚爱、对人生苦短的慨叹溢于言表。张先生也有一段对话，可以说与季先生这个观点异曲同工。那是《中华语汇通检》北师大座谈会结束后送张先生回家路上，他问谢龙教授多大了，谢教授回答：70多岁了。先生说：正好时候，七八十岁正好时候。这与那些刚近60岁就奉行“知足常乐”主义者相比，境界可谓云泥。二位先生的话至今仍萦绕于耳，不可磨灭。五位老者所言所行不正是对季、张二位先生的观点最好的诠释吗？ 

既是最好时候，何愁硕果满枝！ 

注：《王拱辰考略》已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